家里经济困难，我以为是借口，原来却是部分事实。
张立瞒着家人治病，花光了积蓄，自然无力赔偿我的医疗费和精神损失。
“我需要确认这些文件的真实性。”
我说。
“当然，我们可以联系张立的主治医生。”
王明拿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
经过与医生的通话确认，我终于相信了这一切。
张立确实患有晚期肺癌，目前情况不容乐观。
离开律师办公室，我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。
一方面，我因伤痛和张立之前的恶劣态度而愤怒；另一方面，得知他患有重病，我又不禁感到一丝同情。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李梦问我。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诚实地回答，“我需要时间考虑。”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。
我开始反思自己是否过于咄咄逼人。
虽然我有权利要求赔偿，但如果早知道张立的处境，或许我会选择一种更为缓和的解决方式。
但另一个声音又在我心中响起：张立完全可以坦诚相告，向法院申请分期付款或其他解决方案，而不是选择对抗、转移财产，甚至恶语相向。
他的病情可以解释他的经济困难，却不能成为他恶劣行为的借口。
我约见了我的律师，询问是否可以撤销强制执行。
“从法律角度，可以申请撤销，但意义不大。”
律师说，“张立的房产已经拍卖，即使撤销执行，他也无力偿还你那笔赔偿金。
而且，考虑到他的病情和目前的经济状况，他更需要用钱来治病。”
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
我想起张立在法庭上的傲慢，他转移财产的狡猾，他在被强制执行时的歇斯底里。
这些行为都让我难以原谅。
但另一方面，想到他正独自承受癌症的折磨，还要面对家庭破裂和经济崩溃，我又不由得心软。
“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”
我问律师。
“从法律角度，你已经得到了应有的赔偿，没有任何义务去帮助他。”
律师顿了顿，“但从人道主义角度，如果你愿意提供一些帮助，也是一种善举。”
我沉默了很久，最终做出了决定：“我会维持原判，那笔赔偿金是我应得的。
但我可以提供一些帮助，比如联系一些慈善机构，为张立申请医疗救助。”
律师点点头：“这是一个合理的决定。
你没有义务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