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，微博热搜第八。”
我迅速刷开手机，那位老记者果然把材料放了出来，用的不是实名账号，而是长期运营的爆料栏目。
他没有点名，也没涉及单位，而是以“某地基层纪实”的方式发布，把整件事拼成一篇调查报告——图、文、批注俱全。
文章不到一小时，阅读量破十万，评论几千条，全是问：查了吗？
谁管？
怎么没人出声？
再过半小时，有官媒转发，说“已关注，相关部门正调查核实”。
我知道，这事藏不住了。
到了下午，纪委派人正式找我谈话。
两人一进屋，气场完全变了，不再是例行登记，而是“调取证人”。
我全配合，把知道的都讲了，讲得清清楚楚，没有添油加醋。
他们问我资料来源，我说：“一份来自档案室，一份匿名线索，其余为公开渠道信息比对。”
他们问：“你为何现在选择公布？”
我答：“因为我再晚一点，这些人就都变成了证人，而不是被查对象。”
他们互视了一眼，做了笔录，临走时说：“这件事已经转交市纪委一组，后续或需你协助取证。”
我点头：“随时配合。”
第二天早上，市纪委官网发布通报：财政局原副局长高某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；城乡改造项目下属公司多名负责人与关联企业存在“非正常业务往来”，已开展进一步核查。
冯跃的名字，没有出现。
王启伦也没有。
可我知道，他们不会安全太久。
中午，李知南拿着打印出来的通报，放在我桌上。
“赢了。”
她说。
我没有回应，低头看着那张纸。
上面的字是黑的，纸是白的，但我知道，背后没有人能洗干净。
下午，单位发来调岗通知。
我将被安排至“信息档案室”临时挂职，理由是“过渡缓冲”。
我没反对。
调就调，档案室更清静，也更适合处理“未来”。
夜里，我在楼下抽烟，碰到王启伦。
他没穿制服，戴了顶帽子，显得比平常更瘦。
他看见我，微微点头：“你挺能干。”
我说：“您也挺能忍。”
他笑了一下，靠近我一步，压低声音：“你以为这次，你赢了？”
“不是我赢了。”
我说，“是你们输得太慢。”
他沉默几秒，忽然道：“那串佛珠，你是不是也见过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