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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”带着张恩玲去了县城中心刚刚有点规模的陈第公园。
九十年代的城市公园有着一种朴实的亲切感。
简易的儿童滑梯、油漆斑驳的健身器材、几处修剪得并不整齐的花圃，以及最显眼的、刷成天蓝色的露天旱冰场。
正值周末，旱冰场里少年少女们追逐欢笑，劣质音响大声播放着节奏强烈的迪斯科舞曲，混杂着滑轮摩擦地面的呼啸声。
“我”拉着她坐在公园边缘一条掉漆的长椅上，看着眼前的喧闹。
她安静地看着那些飞驰的身影，眼神遥远，嘴角带着一丝朦胧的笑意，仿佛看着某个自己未曾触及过的、更年轻飞扬的梦境。
“我”去不远处的国营冷饮店买了两个玻璃瓶装的“雪碧”，冰凉的液体在掌心凝结出细密的水珠。
递给她时，她小心地接过去，说了一声“谢谢”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滑腻的瓶身，冰凉的触感让她轻轻“嘶”了口气。
“以前滑过吗？”
“我”指了指旱冰场。
她摇摇头，目光依旧追随着场中一个穿着花哨喇叭裤、技巧娴熟的少年。
“没有。
很小的时候，在家里帮妈妈带弟弟妹妹，后来……”她顿了顿，没继续说下去，只是默默拧开瓶盖，小小地喝了一口。
“滋滋”的气泡声淹没在喧闹的背景音里。
那一刻，“我”清晰地看到了我们之间横亘着的那道无形的鸿沟，那不仅是空间的距离（福州与连江），更是成长轨迹的巨大差异。
她的童年和少年，是灶台、农田、吵闹的弟妹和沉重的家务，而“我”的青春里有新奇的旱冰鞋、不愁吃喝的假期和父母寄予的期望。
晚上，约好的朋友聚会选在城中新开不久、生意却奇好的一家“小炒王”排档。
昏黄的灯泡下，几张油腻腻的折叠方桌，铺着一次性塑料布，上面堆满了廉价的“惠泉”啤酒瓶和泡沫打包盒盛着的毛豆花生。
几个儿时的玩伴和单位同事早已落座，烟雾缭绕中喧哗着，声音很大。
张恩玲被介绍给大家时，气氛有过几秒钟微妙而短暂的凝滞。
朋友们好奇审视的目光像网一样笼罩着她。
她紧紧跟在“我”身后，入座时双手局促地扣在膝盖上，面对递过来的酒杯，慌乱地摆手：“不…不会喝。”
“哎呀，小张是吧？
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