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秒，我用尽全力，用我们之间才懂的暗号，飞快地说了一句：“帮我报警！
救我！”
然后，我迅速挂断了电话，将手机还给了他们。
我看着他们脸上那如释重负的笑容，心里冷笑一声。
游戏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
4 逃离与舆论的绞杀我那个求救电话，并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，立刻招来警察。
闺蜜后来告诉我，她接到电话后心急如焚，但理智告诉她，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警察很难以“家庭纠纷”的理由强行介入。
她第一时间联系了周泽宇医生，两个人在电话里，为我制定了一个更周全的逃离计划。
而我，则继续扮演着那个温顺、认命的“待宰羔羊”。
我的顺从，让我哥嫂和父母彻底放下了戒心。
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，对我看管也日渐松懈。
他们开始兴高采烈地讨论着等阳阳康复后，要如何大摆宴席，如何让我风风光光地“享受”这份荣耀。
每当听到这些，我都在心里冷笑。
他们大概已经把我那颗肾，当成了囊中之物。
逃离的机会，在两天后的一个深夜。
那天，医院安排了一次全院范围的线路检修，我所在的楼层会断电十五分钟。
这是周泽宇提前告诉我的信息。
负责看守我的，是已经连续熬了好几个晚上的我哥苏明。
午夜过后，他早已筋疲力尽，靠在门口的椅子上，头一点一点地打着瞌睡。
凌晨两点整，病房里的灯光“啪”的一声，准时熄灭。
整个楼道陷入一片黑暗和短暂的混乱。
就是现在！
我用尽全身力气，从床上爬起来，拔掉手上的留置针。
针头刺破皮肤的疼痛，在这一刻，反而让我更加清醒。
我没有穿鞋，赤着脚，像一只猫一样，悄无声息地溜到门边。
我哥被断电惊醒，正骂骂咧咧地掏出手机，准备打开手电筒。
我屏住呼吸，趁着他低头的瞬间，从他身侧的空隙里，闪了出去。
楼道里一片漆黑，只有远处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牌，散发着幽幽的光。
那里，是通往自由的希望。
我不敢回头，也顾不上身体的虚弱，拼尽全力向着那片绿光跑去。
当我气喘吁吁地推开安全通道的大门时，周泽宇和我的闺蜜，早已等在了楼梯口。
“快！”
他们一人一边，架着几乎虚脱的我，迅速从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