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某段关系里的影子。
晚上的时候，我回到家，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话：不是每段烂掉的关系，都要靠原谅来缝合。
有时候，真相本身，就是治愈。
我合上笔记本，关灯睡觉。
梦里没有沈以川，也没有那栋花园别墅。
只有风，很轻，吹着窗外那棵梧桐，一片叶子落在我窗台上，安静又真实。
7 云南的黎明再见贺林，是在心理援助小组的第三次集体会谈。
她坐在窗边，头发剪短了许多，穿着灰色卫衣，脸色还有些苍白，但眼神不再飘忽不定。
我们没有刻意打招呼，只是在会后并肩走出那栋老旧的文化中心时，她轻声说了句谢谢。
我点头，没有多问。
我们都知道，有些人只需要你站在身边，而不是站在她的伤口上。
我现在做的工作，已经从法律代理转向心理支持和恢复计划构建。
每天面对的，不再是条款、协议和庭审，而是一个个挣扎着从痛苦中往外游的人。
有时候我觉得，我像个搭桥的人，用曾经那些被淹没的碎片，去给别人垫出一块块可以站稳的石板。
沈以川的案子还在继续。
他没有被定罪，但因为贺林的事件，公司遭遇集体信任危机，一纸声明发出后，他卸任了所有公开职务。
他没有找过我。
有记者想采访我，我拒绝了。
我不想再把自己的生活放在别人的故事里。
每一个真正结束的故事，都不需要旁白。
八月，我接到一份来自云南边境公益组织的邀请，去参与一次长期法律援助项目。
我花了一整晚考虑，最终回了一个字：行。
出发前，我收到了一封快递。
是一个信封，里面是我三年前写下那封律师函的原件，被完整还了回来。
落款处，有一张便签：“林夏，我终于明白，那封信不该交给我，而该留在你自己手里。
——沈以川”我盯着那封信看了许久。
纸已经泛黄，字迹却依旧清晰。
那天傍晚，我去了一趟老地方。
就是那家我们第一次约会的西餐厅，靠窗的位置早已换过无数客人。
我坐下来，点了杯红酒，没有吃东西。
雨开始下的时候，整个城市仿佛陷入一层模糊的膜里，连玻璃上的水痕都像某种旧事在缓慢倒流。
我想起了很多画面：他深夜发来的那句“我在楼下”，我翻了好几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