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他很快在床头柜搭起“微型车间”：用棉签当螺丝刀，输液袋当冷却液，在护理记录单背面画起机床剖面图，每个部件都标着对应的身体器官——“主轴是脊梁骨，轴承是胯关节，齿轮箱……”他指着自己的胸口，“这儿，装着给儿子挣学费的劲儿。”
我注意到治疗仪的指示灯每隔15秒闪烁一次，红色与黄色交替，竟和父亲记忆中车床的警示灯节奏相同。
他说那是1999年那次事故留下的烙印，齿轮崩裂的瞬间，警示灯就是这样红黄灯交替，而他下意识用身体护住了旁边的学徒——就像现在，即使在病床上，他的睡姿仍保持着随时起身保护什么的姿势。
“把床头柜的笔记本递给爸。”
某天午后，父亲突然支起上半身，化疗带来的虚弱让他额头布满冷汗，“该记新的维修日志了。”
本子上密密麻麻记着：“2017年3月12日，儿子学会换输液袋，手法比咱厂钳工还稳；3月15日，白细胞3.0，相当于齿轮间隙0.01mm，在安全范围内……”每一页的边角都画着小齿轮，齿轮中心写着“活下去”。
周末探视时，母亲带来了父亲的旧工装，口袋里掉出个铁皮盒，装着我小学时的奖状。
“你爸说，等你毕业就把这些和齿轮熔了，给你打个奖牌。”
母亲抹着泪，工装内侧绣着我的名字，针脚歪歪扭扭，却比任何机械刻字都深刻。
父亲接过工装，把它铺在病床上，说这样“闻着机油味，化疗药都像润滑油”。
最艰难的时刻出现在第四个疗程，父亲开始出现强烈的胃肠道反应，却坚持在呕吐间隙教我认齿轮参数。
“模数3，压力角20°，就像你小时候爱吃的齿轮豆。”
他指着饭盒里的油炸零件，声音虚弱却认真，“记住，齿轮的强度不在于大小，而在于咬合的精度。”
说罢，把最大的那颗齿轮豆塞进我嘴里，自己却咽了咽口水，转头看向窗外的梧桐树。
某天清晨，我在父亲的维修笔记里发现了张泛黄的纸，是1995年我的幼儿园评语：“小明爸爸每次来接孩子，手上都带着机油味，但小明说那是‘爸爸保护我的味道’。”
旁边是父亲的批注：“原来儿子早就知道，那些没说出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