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轻轻擦掉她鼻血：“意思是，你爸爸是个英雄。”
人群突然骚动起来。
我抬头，看见苏梅穿着检察院的制服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个文件袋。
“温念，”她神色复杂地看着我，“傅老师留了东西给你。”
文件袋里是一份手稿，标题是《给小辣椒的诗》，最后一行墨迹晕开了，像是被水打湿过：“……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要像辣椒一样，活得又红又烈。”
我抱起女儿，转身走向山路。
这一次，手里的绳子不是用来上吊的——是捆柴的。
2000年，除夕夜。
我趴在杂货铺的柜台上，用冻僵的手指一笔一划地写着账本。
窗外鞭炮声震天响，女儿蜷在里屋的小床上，睡得正熟。
她的呼吸声很轻，像只小猫——医生说，这是心脏病的症状，能活到十二岁已经是奇迹。
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睛，账本上的数字突然模糊起来。
十年前傅知川教我的辣椒符号，如今已经变成了规整的“收入：287.5元，支出：163元”。
“温老板，还没关门啊？”
隔壁理发店的张婶探头进来，手里端着碗饺子，“给你送点年夜饭。”
我连忙合上账本：“谢谢张姐，多少钱？”
“啧，大过年的提什么钱！”
张婶把碗往柜台上一放，突然压低声音，“听说你要把铺子抵押了？”
我手指一颤，钢笔在账本上洇出个黑点。
“孩子的手术不能再拖了。”
我轻声说。
张婶叹了口气，从兜里掏出个信封推过来：“我们几家凑的，不多，你先拿着。”
信封里是皱巴巴的八百块钱，最大面额是五十，最小是一毛的硬币。
我眼眶发热，想说谢谢，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。
张婶摆摆手往外走，临出门又回头：“对了，早上有个穿军装的人来找你，我说你进货去了。”
我猛地站起来：“长什么样？”
“挺高的，左边眉毛上有道疤。”
钢笔“啪嗒”掉在地上。
穿军装的男人叫周志国，是傅知川父亲的老部下。
他站在我的杂货铺里，像棵笔直的松树，肩上两杠三星晃得人眼晕。
“温同志，”他递给我一个牛皮纸袋，“这是知川生前托我保管的东西。”
纸袋里是两份文件：一份是1988年矿难的事故调查报告，上面清楚写着“安全设施不达标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