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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长引咎辞职。
沈砚白则因“行为失当，扰乱学堂秩序”，被记大过一次。
这处罚看似严厉，但在那种环境下，已是某种意义上的“胜利”。
课堂，不再是战场，却成了熔炉。
“恋爱七原则”的讨论，不再局限于纸面。
它点燃了更深的思考。
关于自由，关于独立，关于个体价值，关于这个古老国度究竟需要什么样的“新”。
课堂上的辩论变得异常激烈，甚至白热化。
守旧派依然存在，王鸿儒们依旧愤慨，但他们的声音不再能一手遮天。
越来越多的学生，尤其是女学生，开始勇敢地站起来，用逻辑，用引经据典（包括他们新近接触到的西方思想），用自己朴素的生命体验，去反驳那些陈腐的教条。
苏雪晴她们，不再需要偷偷传递纸条。
她们成立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，取名“微光社”。
地点就在我的宿舍，或者校园里那棵最老的槐树下。
讨论的内容，也从“恋爱学”拓展到易卜生、鲁迅、李大钊……她们开始尝试着写文章，用笔名投给京城新办的、提倡新思想的报纸。
字里行间，开始有了“我”的存在，有了“我们”的诉求。
沈砚白成了“微光社”最沉默也最坚定的支持者。
他不参与讨论，却默默承担了借阅书籍、查找资料、甚至在外界舆论压力下提供庇护的工作。
他像一块沉默的礁石，为那初生的“微光”抵挡着风浪。
有一次，我无意中看到他在灯下，极其认真地誊抄着苏雪晴写的一篇关于“女子教育权”的小文，字迹端正，仿佛在进行一项神圣的仪式。
时光在争论、思考、碰撞和悄然生长的勇气中飞逝。
转眼，到了我重生后，在京师大学堂的第三个年头末。
新文化运动的风，已经从遥远的南方吹来，带着摧枯拉朽的气息，在古老的京城上空盘旋。
毕业典礼。
礼堂里人头攒动，空气中弥漫着离别的感伤和对未来的迷茫与期待。
穿着崭新、样式相对简洁的毕业服（这是经过抗争才争取到的微小改变）的毕业生们，脸上带着复杂的神情。
轮到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。
走上讲台的，不是预想中德高望重的老教授，也不是呼声最高的某位才子。
是沈砚白。
他穿着深色的毕业服，身姿依旧挺拔，
